【解放日报】先道德后文章重创新轻浮躁

  作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机构和全国自然科学与高新技术的综合研究与发展中心,建院以来,中国科学院时刻牢记使命,与科学共进,与祖国同行,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己任,人才辈出,硕果累累,为我国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2019-07-07【字号:】口述:中科院院士、中科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戚正武 整理:记者 黄海华

  我今年86岁,我的名字是老师取的,我有一哥哥,取名“正文”,这样我只能取名“正武”。其实武的不武,文的还要文。我与哥哥在同一小学念书,小时候贪玩,学期结束我拿到成绩单,上面注明是留级,当时很惧怕回家要挨母亲打。我急着想知道哥哥的情况,没想到他也是留级,我就非常高兴,大家是“难兄难弟”,我们都没挨打。我哥哥后来上海交通大学毕业,60年代就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我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时已经从事科研工作近五十年。这应该归功于我的父母亲,他们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很重视教导我们如何做人,要成为有益于社会和国家的人。

  1937年我5岁时已有记忆,当时正值淞沪会战,有颗炸弹扔在离我家不远的大世界附近,只听得一声巨响,让人非常害怕。上海被占领后,老百姓过苏州河桥时都得向站岗的日本人低头鞠躬,愤怒只能压在心里。1940年,日本侵略者在宁波市区扔了鼠疫炸弹,死了不少人。后来,我随母亲去宁波老家看望外祖父母,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交通阻断不能返回上海,只好在老家待了一年多。不忘国耻振兴中华,这是我们从小的切身体会,永生不会忘记。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大家非常兴奋曾对寄予厚望,南京路大兴公司大楼前挂了蒋介石的巨幅照片。但贪污腐化,打内战,经济上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当时买东西要带一大摞金圆券,路上还经常能看到饿死冻死的人。1949年5月,上海解放的第二天,我当时住在南市区,推开窗户一看,解放军就睡在马路上,不扰民。这和的军队完全不一样,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我念高二下学期时,上海正临解放,学校停课,我闲着没事,想体验一下一年后的高考,当时上海国立理工科大学不收学费的只有交大、同济,入学很难。没想到,我竟然被同济大学化学系录取了。教有机化学的汤腾汉教授曾留德12年,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他把枯燥的有机化学讲得非常生动,从此我对这门学科有了浓厚兴趣。

  1952年,国家急需科技人才,要求大学三、四年级学生同时毕业,毕业分配时中科院可以优先在各校应届毕业生中挑选学生,还在念大三的我就这样被分配到了中科院上海生理生化所(中科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前身),当时我只有20岁。很幸运,当时曹天钦和谢希德先生夫妇也分别从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回来,我就成为曹先生的第一个学生。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科学家,品德兼优,对学生有教无类。当时的科研条件非常艰苦,曹先生带着我们自己动手做实验器材,特殊试剂不能进口只能自己合成,没有经费买高级的超离心机,他手把手教我制备半渗透膜代替高价的超离心机测定蛋白质分子量。

  1954年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我被批准为中国党员。同年,经过中科院考试选拔,我被录取留苏,先去北京俄语专科学校修读了一年俄语。那年长江发大水,火车开开停停,三天后我第一次来到祖国的首都北京,心潮澎湃。一年后我们一批留苏学生乘了9天9夜的火车到了莫斯科。我被分配在苏联医学科学院生物化学所攻读副博士学位,导师是所长,也是医科院院长。我刻苦学习工作,两次获得研究所的年度奖。

  1962年,我开始独立成立课题组,实验室中最贵重的仪器是一台国产雪花牌家用冰箱和上海雷磁科学仪器厂第一台试制的可见光分光光度计。我当时的研究对象是植物中的蛋白酶抑制剂。它的分子量小,只有72个氨基酸,容易入手。我们从绿豆及慈菇中分离纯化了二种不同类型的蛋白酶抑制剂,证实了在抑制剂分子中存在有两个独立的功能域,并成功地用选择性裂解将两个功能域分离。当时国际上对蛋白质分子中存在有结构域的概念还相当模糊,这些结果是最直接的证据,得到了国际同行充分的肯定。

  2003年,我71岁时,参与筹建了同济大学蛋白质研究所。有人问我,为何古稀之年还要做这样一件事?一是为了帮助同济大学提高生命科学研究的水平,培养更多的优秀年轻人。二是因为同济大学是我的母校,原校长吴启迪亲自到我的办公室来了两趟,等了半天,我很感动。现在这个研究所发展得很好,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取得更高水平的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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